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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生活真正的意义时,政治信仰帮不上任何忙

2016-06-24 纸城


来源:文工团(bund-art)

作者:Ag

编辑:日京川



纸城小报:《无休无止》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皮耶谢维兹的第一次合作,自此之后惺惺相惜的二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亲密合作。


在第一次合作后的三年里,皮耶谢维兹四处游荡,无事可做,基耶斯洛夫斯基说“他正用这些时间在思考”。一个阴雨天,基氏丢了一只手套,在大街上撞见了皮耶谢维兹,他忽然对基氏说:“应该有人来制作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了。”


皮耶谢维兹在成为编剧之前是名职业律师,没有任何有关电影的经历,但他的视角和所经历的事情有着丰富的面向,关键是他能思考,近乎偏执的真实,从热爱电影的童年到三十二岁走出法庭之前,他的体内已积累了所有让《十诫》走上银幕之可能的元素,当皮耶谢维兹把《十诫》的“无形剧本”递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手中时,《十诫》的故事已经完成了一半。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与克日什多夫·皮耶谢维兹


克日什多夫·皮耶谢维兹的审慎,不仅作为一个曾是律师的职业身份,更被一种典型波兰式的无尽思索的绵深与停顿所萦绕,即便在说一个笑话,你都很难在他的语言表情中找到明显上扬的扩张,他的表述,都朝着一种由直接短促的句子组成,却又不断向内下沉式的自省而推进。


每当他巨细无遗地回答完问题后,都会习惯性地暂停数秒,然后轻声自语地总结一句“Tak”(波兰语“是的”),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基氏电影中听到的一种前齿间蹦出的轻弹跳又如此确定的声音意义,他以此来完成一次尽量贴近诚实的表达。


“1984年在波兰想要找种方式来反映一个人良心真切却又做不了任何事情同样是非常有趣的。”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他与皮耶谢维兹第一次合作时,也就是一起拍摄《无休无止》时所思考的情况,这部从海报至情节都过于对应下抑的社会现实的电影围绕着波兰团结工会、司法与个人生活而展开,没有过分反动的视觉刺激和情节诱导,仅仅展现两名律师和最终选择自杀的妻子的日常,这部影片就足够像拧开的煤气一样,无形中扼住了波兰社会的咽喉,从政府至民众,无论何种差异的反映,都一样被吸附震慑。


《无休无止》


能成功拍摄出这部被八十年代被波兰当局认为是“不道德”的电影,多少也是因为基氏与这位当时仍身为律师的皮耶谢维兹的结识。因波兰女作家汉娜·克劳(Hanna Krall)的介绍,两人有所接触,但真正奠定了他们之后长达十多年合作的,是那一个月里他们共同在审判空间的非凡经历,以及私底下对身边所有真实事物的探讨(他们的朋友、亲人、邻居,波兰的政治、法律,那些两人借来送去的小说和那些正需要被拍摄的电影……)。


在第一次合作后的三年里,皮耶谢维兹四处游荡,无事可做,基氏说“他正用这些时间在思考”。一个阴雨天,基氏丢了一只手套,在大街上撞见了皮耶谢维兹,他忽然对基氏说:“应该有人来制作一部关于‘十诫’的电影了。”


与《无休无止》那时的情况不同,八十年代年代中期之后,他们发现政治对人们的生活不再重要,或者说它对人的影响是已经确定的,但思考生活真正的意义这种问题时,政治的异同帮不上任何忙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在采访中,我起初比较惊讶地得知,《十诫》整个剧本仅在一个月里就全部完成了,但回想过来也觉得自然,基氏与皮耶谢维兹的珠联璧合已水到渠成。从最初的《电车》、《工厂》、《初恋》、《影迷》、《机遇之歌》等作品到《无休无止》,致力于纪录电影也兼顾故事片的基氏始终关注现实环境中的个体精神状况,而皮耶谢维兹的加入,表面上看起来是注入了更多政治化情节的可能,实质却是在那些政治案件和司法人物的表皮拉开了一道血肉之缝,让基氏这位“形而上的现实主义者”(皮耶谢维兹语)的现实主义更有得以支撑的力度骨架。


《十诫》:二人合作的巅峰系列


皮耶谢维兹也许在最一开始并不会写剧本,但他的视角和所经历的事情有着丰富的面向,关键是他能思考,近乎偏执的真实,这点与基氏无异,从热爱电影的童年到三十二岁走出法庭之前,他的体内已积累了所有让《十诫》走上银幕之可能的元素,《十诫》中第五个故事《杀人短片》几乎是皮耶谢维兹个人的真实经验与焦虑。当到了导演手套丢失的那一天,无形的剧本其实已经装在另一只无形的手套里,递到了基氏的手中,《十诫》的故事未落笔时便已完成了一半。



十诫第五个故事:杀人短片


《十诫》伟大之处在于它的超时代性和超阶层性,简洁、有力、充满普遍的矛盾,几乎每一个故事放在今天,或后推至更古老,都是正中人生存道德之要害的提问,这部作品也是我认为基氏和皮耶谢维兹合作的巅峰。


进入到九十年代的《两生花》阶段,两人的合作更是投入到一种多元的、更倾注于探索艺术形式的实验之中,皮耶谢维兹这一次完全跟随着基氏试图用影像描摹无形精神之物,致使全片弥漫着的深深怜悯并无清晰缘由或可供学院教授的结局走向,心细的观众还能从维罗妮卡富有激情的职业上回溯到《十诫》中第九个故事,也就是偷窥妻子的性功能障碍的男医生主角,所面对的那个钟情于歌唱的心脏病女孩儿。人物命运在两人合作的不同影片之间暗暗投射、再现,推深着命运的广度与不可测。


《两生花》


而之后享誉世界《蓝白红三部曲》,仿佛是从《十诫》与《两生花》中并生提炼出的分色镜。尤其在《白》与《红》中,皮耶谢维兹的身影得以更为糅合纯属地灵光显现。在下面那些所有问题中,有一个我最想问的,是关于《白色》中男主角卡洛身上的那坨白色鸽子屎,我之前有一个特别莫名且确定的猜测,我想那一定是皮耶谢维兹的主意。因为他和基氏略有不同的是,他并非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总是时不时想冷冷地放入幽默的可能,而那坨鸽子屎是如此吊诡,它出现在法院门前,但又并非在审判,而是相反地,给予个体命运不被轻易审判的一次污秽又洁白的机会。



“红白蓝”三部曲


以下是访谈内容,让我们更进一步聆听皮耶谢维兹讲述与基耶斯洛夫斯基共同创作的那些珍贵经历。


B=外滩

P=克日什多夫·皮耶谢维兹(Krzysztof Piesiewicz)

 

B:当时是何契机或铺垫促成了与基氏一起创作《十诫》这样一个独特的系列?与您的律师职业背景、波兰当时特殊的社会情况、或你个人对基氏的情感是否有关系?

 

P:这一切都是理由。我从小对电影就很感兴趣,小时候经常逃课去电影院看电影,父母对我非常不满意。当我上大学时,对基氏的纪录片非常感兴趣,毕业后就做了律师,我当时的工作大部分都和政治案件有关,干到了三十二岁,我在波兰已经是比较著名了。而基氏拍的那些纪录片,在当时的波兰社会非常有影响力。有一次,我的朋友,波兰著名作家汉娜·克劳找到我,她希望我和基氏能见面。那个年代的波兰政府制定了一些特殊规定,基氏当时想拍一部题材较为特殊的电影,与一桩政治案有关,他来咨询我,我跟他说这不可能拍。那一次原本约好的十五分钟见面,最后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他是个很细致、很认真、很注意倾听的人。



第二天,他又来办公室找我,我送给他两本书,这两本书至今我都受用,一本是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的《克拉罗斯·达罗的辩护》,讲的是美国三十年代一个工会律师的故事。第二本书是加缪的《堕落》,它是那种典型的杰出小说的代表。但是当时我们讨论的那部电影最后却没有拍下去,因为我们没有胶片了,当时商品不是到商店随随便便可以买到,一切都要通过政府。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基氏之前拍的那些纪录片好像对波兰法庭能产生作用。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当我作为律师出庭的时候我就让基氏过来,他也不用打开摄影机甚至不用带摄影机,只是过来看看,然后我们发现,他的在场有时对法官的判断真的是有所影响的。


欧文·斯通的《克拉罗斯·达罗的辩护》



加缪的《堕落》


基氏也会给我叙述一些美妙的故事,比如那些安东尼奥·塔布其的作品,塔布其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意大利作家,他晚年差一点拿到诺贝尔奖,我推荐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叫《时光匆匆老去》,对我影响很深,我真正认识他是在1996年(很巧,两人同为当年的戛纳电影节评审团成员)。



安东尼奥·塔布其《时光匆匆老去》


后来有一次,基氏来找我,问我,你想不想做个艺术家?问完后他自己先笑了,因为他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像是个艺术家,他看起来像一个行政工作人员,做什么事都准时、穿的也很正式。我就这样开始跟他进入电影界,一起创作了《无休无止》,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因为这个是唯一一部对波兰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有过一些讲述的电影,虽然片中没有坦克,也没有武器,但是它描绘了人们当时的心理和观念。



《无休无止》剧照


基氏这个人非常悲观,他之前刚拍完《机遇之歌》,这部影片直到1989年才上映,他自己对这部电影不是特别满意,然后拍完《无休无止》时,当时波兰的政治情况又开始有所变化,于是这部电影变得很敏感,政府对它感到不满意,所以你无法正常观看到这部电影,然后会发生这种滑稽的情况,你在报纸上看到放映信息这个电影是下午四点在这个电影院放,而实际情况是它在另一个电影院另一个时间放,这样的话我们的观众反而更多,而且观看到这部影片的观众都表示很喜欢。


《机遇之歌》又译作《盲打误撞》:电影以主人公同一时间为节点,为人们展现了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共产分子,激进主义还是放弃政治信仰回归个人生活。影片结尾,在“人定胜天”和“命中注定”之间,基耶斯洛夫斯基悲观的选择了后者。影片的结尾告诉观众,即使个体拼命摆脱政治意志,但最终的结果仍难免被无辜牵连。


当时还有三种来自不同方面的负面意见,一个是政府背景的报纸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这部电影对波兰民族有着非常不好的影响,然后是美国人,因为这部电影也没有正面表现“反抗政府”的意愿,所以他们也觉得不知所云,最后是波兰的天主教会,他们认为这部电影是没有道德的。然而我却认识这是一个真正的故事,一部讲真话的电影,基氏的电影对于讲真话这件事特别在意,而且他总是告诉人们要去爱别人。最近我看了修复版,我觉得放到现在也很重要,只是可能重要性和当时的情况不太一样。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电影拍摄中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工作,后来我开始跟他谈《十诫》,想更多地描写身边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十诫的故事。这里要提到一件事,在我来中国之前,我读了一些和孔子思想有关的书籍,我觉得孔子的五个原则也可以做非常好的五部电影,就像《十诫》一样。


后来闲聊过程中,皮耶谢维兹特别说到了《两生花》,并提出一个自己的疑问:

 

P:我发现《两生花》很受年轻的女性欢迎,特别在亚洲国家,我和基氏当时只是用这部电影在做一个实验,试图用画面表现一些无形的、难以言说的东西,这是最难的。今年我去以色列参加一个电影节,我出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十几个姑娘在门口等着我,她们的年龄看着肯定是在这电影拍完后才出生的,然后电影节主席跟我说这些女孩都是特别热爱《两生花》这部电影的。很有趣,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两生花》剧照


B:我的理解是首先可能是这部电影本身在艺术形式上的“美”,基氏在视觉语言上近乎偏执,特别是色调上,比如《杀人短片》中对绿色滤镜的筛选,《两生花》独特的浓郁金黄色,包括《蓝白红三部曲》中在色彩、道具细节上的那些细抠追求,对我们观众的感官情绪都是很大的振动。然后其次,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基氏的电影特别是《两生花》,具有非常强烈的女性化视角和神秘主义的倾向,也许这更能吸引到女性观众?”

 

P:恩,是这样。基氏在拍《两生花》时,处于一个有点不正常的状态,似乎总是在寻找什么不存在的东西……虚无缥缈的灵魂伙伴……还有一种类似于同情、怜悯的情感。关于女性化的视角,是的,这个想起来其实也挺简单,我们都认为女性可以更好的表现一些故事,她们给我们编剧更多的机会,因为她们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更多,更为细腻。其次也可能是因为我和基氏的母亲都非常好,而且她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们的东西里面有这种女性化的视角其实也成为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而那些男性角色如果走得太深太矛盾就会显得有些不正常,想想《红色》里的法官或是《白色》里的卡洛,哦对了,关于《白色》里面的卡洛·卡洛(Karol Karol)的名字,灵感来源于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白》剧照


B:《十诫》中有一个东西,我想可能跟它的结构有关,也许要拍成十集之间相互有关系的电视电影,所以把十个故事的背景共置在同一个大公寓楼里,这个特殊的设置让整个系列的角色背景相互牵连,却更突显某种冷漠的氛围。你如何看待这种冷漠?

 

P:是的,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的确有点故意夸大了那种冷漠的感觉,不过事实也相差不远,在那个年代,波兰的公寓楼大到你不可想象,你可能跟你同层隔壁邻居完全不认识。我记得《无休无止》那部电影里有句话,“有些事情结束了”。接着,《十诫》的第五部我觉得特别重要,我在做律师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这部电影也有我个人的感情和境遇,也有关于这种冷漠,片中监狱看守过来问“检察官先生问,你们是不是已经说完了?”“我不会说什么‘已经’,没有完,永远不会。”这部电影拍完后得了一个奖,三个月后,波兰废除了死刑。(停顿思考了一会儿)不过我现在想来,最遗憾的是没有和基氏再多拍一些像《十诫》第十个故事或像《白色》那样有点幽默感的电影。


《十诫》杀人短片剧照


(在接下来的一段谈话中,他回答了另一个记者关于自己是否依然反对死刑的问题,皮耶谢维兹坦言自己至今都反对死刑,因为他认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生活中就不存在神圣的东西,好比就等于我们同意杀人报复,但只有一种特殊情况,当一个人正要杀你时,你可以在这种迫不得已下进行自卫或保护他人而伤害对方。但要真正解析这个问题实质非常复杂,法律界也一直在不停地讨论。)

 

B:在《白色》中,卡洛在法院门前的广场上被鸽子滴到屎,这个设置是你的主意还是基氏的?

 

P:是我的主意(笑)。因为这个情节首先可以表现他这个人特别倒霉,但是在波兰又有一个传统说法,认为被滴到鸟屎也表示好运,因为这种情况很不容易,概率太小,你都可能是“倒霉”和“好运”两者。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可能和我喜欢卓别林有关,我受他影响很大,我认为他在当时已经把能说的都说的,比如有一部他早期的短片叫《教授》(The Professor),在短短六分钟内,他讲述了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他的确是个天才,不管在哪个方面,技术方面也是,我想费里尼的《大路》里也有向这部短片致敬的部分。


卓别林


B:回到《十诫》的第一个故事,非常悲伤的一个故事,显然当时你对人们盲目依赖电脑是持怀疑态度的,时隔三十年,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人工智能成为热词的时代,你如今又如何看待科技对我们的影响?

 

P:我儿子在大学里所教授的研究方向正好就是人工智能,但我想我个人暂时还只能从伦理的层面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当我乘电梯时,有十个人上来,这十个人每人手里都拿着手机低头在看。我现在还没有做过庞大的调查和研究,还不确定电脑提供的技术到底是让人们更亲密还是相反。在基氏去世后,我参与制作了一部他的遗作《地狱》(L'enfer,又译作《情狱》),里面有句话,你可以给每个人打电话,但没有一个可以聊天。”我认识一个波兰的诗人,有次喝醉了出门,看到路边建筑队在修路,他跟我说,“他们造了那么多路,但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现在科技所提供的那些机会,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2005年电影《地狱》(L'enfer)


《十诫》的第一集在美国非常流行,因为这个,美国人不停找我继续拍这个故事,当时我拒绝了,但最近我开始考虑重新改写它,因为我感受到近三十年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变化上特别大。又比如说《十诫》第六个故事,如今偷窥的技术也随之变革,不管是何处,各种摄像头都在侵入我们的生活,太容易了。我想,要重拍《十诫》,非常非常难,我们得保证它的水平,但这可能也是件必须做的事情,因为我想要重新讲述这个世界,如今这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我们深受其影响,但我们不清楚这些现象具体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东西。我们现在的时代就像《十诫》第一集讲述的那样,人们崇拜科学技术,轻视文化与其他。


《十诫》第六个故事:爱情短片


然后联系到第十个故事,又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当然我们是通过有点搞笑的方式来表现的,就是那种“你寻找、渴求一样东西的状态”。在《十诫》的各个故事上,我们故意避免了跟宗教有关的方面,电影《十诫》更多的是有关我们整个社会共同经验的十个句子,而不是宗教教条里的那个十诫,有意思的是,这十个故事到今天看来依然是有用的,这些故事之间有一些相通点,它们就这样主动而自然地互相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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